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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周少來
　　人生有青春期，民主同樣如此。人生的“青春期”可能只有兩三年，但民主的“青春期”可能延長十年，甚至幾十年，這對後發新興民主化國家尤其如此。如果延長了的人生“青春期”與延長了的民主“青春期”時序上疊加，則可能對新興民主化的平穩過渡帶來“雙重壓力”。
　　環顧世界處於“民主青春期”的國家與地區，年輕人成了民主抗爭的街頭主力和行動先鋒。突尼斯、埃及、烏克蘭，年輕人的街頭抗議不僅導致政權更替，也帶來社會撕裂和國家混亂。就是在政權實現了相對平穩過渡的國家，年輕選民的政治參與，也成為左右國家政權去留和民主走向的重要政治博弈力量。
　　2014年5月結束的印度大選中，在8.14億的選民中，年齡在35歲以下的年輕選民高達50℅，他們的投票意向，決定了印度人民黨莫迪政府的上臺。2014年7月結束的印尼總統大選中，在1.9億的選民中，30歲以下的年輕選民占到1/3，最後“草根”出身的鬥爭民主黨候選人佐科成為印尼新總統。
　　為什麼年輕人對處於“民主青春期”的國家如此重要？這是因為，年輕人不僅是“重構”政治格局和“左右”政黨去留的重要現實力量，也是影響和模塑未來政治發展和民主走向的決定性因素。民主參與者主體構成的“代際輪替”，不可逆轉地帶來了相應主體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的改變。
　　那麼，新興民主國家如何平穩渡過“民主青春期”？年輕政治參與者如何展開理性對話、協商共贏？這對於“民主青春期”國家的“民主成熟”十分必要且影響深遠。
　　筆者認為，首先，培厚“政治共識”。如果“政治”是關涉權力和利益的權威性分配，則“民主”就是權威性分配方式中最理性和非暴力的方式。但“民主”要有效運行並趨於成熟穩固，需要民主參與各方，尤其是執政者與年輕參與者之間達成基本的“政治共識”。如對憲法和法律的高度遵從和遵守，對民主規則的衷心認同和支持，改變法律規定或民主規則則需要嚴格依照合法程序等等。只有“政治共識”越積澱深厚，“民主大廈”才越根基穩固。
　　其次，摒棄“極化思維”。涉及權力和利益的分配，就是一個“你多我少、如何公平分配”的問題，而根本不是“非對即錯”的“你死我活”問題。這就需要參與者各方，能夠平和地就“如何分配”的規則進行耐心、細緻的理性協商、對話。而民主化正是理性協商的制度化、法治化過程。真心“認同”民主，就必須摒棄“你死我活”的“極化思維”，推動“共識”的積累，而不是帶有“暴力傾向”的“撕裂社會”，更不是“分裂國家”。
　　第三，依法有序參與。“民主”是迄今人類發明的解決權力和利益衝突的最為理性平和的制度安排，但要達成“有效民主”而不導致混亂無序、街頭暴力，各方參與過程就得“依法參與”、“依法而行”。▲(作者是社科院政治學所研究員)
（編輯：SN090）